緬懷與自省

俞香順

八年前，我曾經寫過一篇關于教師節的文章，最重要的是“緬懷”，緬懷我兩位已逝的老師顧福生、郁炳隆。對我而言，他們就是我教師生涯中的“燃燈者”。其次是“自省”，自省我本人的狀態，也算是敬業、合格。八年之后，我仍然常常“緬懷”與“自省”。

看似穩定不變的教師生涯其實一直處在變化中。社會環境、教育生態在變化，個人的狀態、心態也在變化。人到中年，對于教學精力上的投入往往遜于年輕時，課堂上可能也不再有年輕時的意氣風發、酣暢淋漓。當年，和學生之間的關系是所謂的“平生風義師友間”，常有切磋激揚之樂，甚至于把酒言歡。年紀漸增，和學生之間不可避免地出現“代溝”，要不時地提醒自己防止“爹味”泛濫，要盡量尊重年輕人。汲取新知的能力也不再如年輕時，對很多新鮮事物相當隔膜。

我并不諱言，我已到了職業生涯的倦怠期，但倦怠而不懈怠。我有職業倫理的約束，我有前輩精神的燭照，我也相信功不唐捐。我仍然勤勉地“在路上”，認真教學、為文。每個學期開課之前，我都會專門抽一段時間集中備課，補充材料、潤飾課件、校對文字。上課時，口講指畫，不遺余力。凡有學生請教，總能耐心解惑、指點。

教學之余，也撰寫文章。數年前，我寫過一條朋友圈自我調侃：“凌晨5點開始修改一篇小稿，這是與導師合作的；凌晨6點，導師發來指示。歐陽修晚年寫文章依然很認真，他的老伴笑他：‘何必呢？你現在又沒有先生嗔怪你了！’歐陽修說：‘不畏先生嗔，卻怕后生笑！’……我現在是既怕‘先生嗔’，又怕‘后生笑’，戰戰兢兢。”這里提到的我的博士生導師程杰教授，他是我工作中的另一位“燃燈者”。他常年都是凌晨3點就起床工作，用志不分。今年上半年，即將榮休時，他在同門群里說，他還是會一如既往地讀書、查資料、寫文章，人生、學術就是不斷地“修行”，他愿意和大家一起“修行”。有這樣的典型在身邊，我又怎好意思懈怠？

近年來，我工作上的一個很大變化是走出校園，參與文化普及，這也可以說是教師身份的“泛化”。我主要從事傳統文化研究，在當下，文化自信、文化復興已成為共識、潮流，全社會的文化需求越來越高漲。作為高校的專業學者，我有責任、義務參與其中，盡一己之力。2019年，我開始參與一檔關于青少年的詩歌節目以及其他詩歌普及工作，因此，我需要重溫唐詩名篇。2020、2021年，因為新冠疫情，我數度居家，溫習詩歌成了日常消遣。兩三年間，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唐詩選》、馬茂元《唐詩選》、劉學鍇《唐詩選注評鑒》、富壽蓀《千首唐人絕句》以及前人舊編《千家詩》《唐詩三百首》等常置案頭。“舊詩不厭百回讀”，常讀常新。我邊讀邊做札記，日積月累，撰寫了200余篇札記。

我本人深受文化普及過程中的“教學相長”之益。在反復精讀常見詩篇時，發現了許多習焉不察的問題，“不疑處有疑”。舉一個例子。杜牧《山行》“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于二月花”，歷來都是將“坐”解釋為“因為”。可是，為什么不能解釋為“坐下來”呢？從停下車子到席地而坐，自然而然，完全是一種無意識。檢索《全唐詩》，“坐愛”連用有8例（排除杜牧，尚有7例），均無明確的“因為喜愛”的意思；“坐”倒是常有明確的“坐下來”之意，如梁锽《聞百舌鳥》：“坐愛時褰幌，行藏或駐車”；元稹《月三十韻》：“坐愛規將合，行看望已幾”；白居易《玩松竹二首》：“坐愛前檐前，臥愛北窗北。”“坐”或與“行”相對、或與“臥”相對，很明顯是“坐下來”的意思。這些“發現”都可以成為我科研的養分。

在參與文化普及的過程中，我走出了相對封閉的校園，認識了更多的人、了解了更多的事、接觸了更多的生活，“為有源頭活水來”，某種程度上也消解了職業倦怠，清晰了個人定位。我此生最適合的職業就是“教書匠”。我跟同事交流的時候，常用一個詞形容我的狀態：晴耕雨讀。有工作任務的時候就外出，沒有工作任務的時候就在書房里讀書、寫作。

今年是我的母校——南京師范大學建校120周年，我在這所校園里已經學習、工作33年了，“揚子滔滔，鐘山巍巍”的校歌旋律時常激蕩胸懷。我也常想到我的諸多老師，他們在這里學習、工作了一輩子，作為“接力者”，我心生惕厲，不敢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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