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內涵

堅定信念、實事求是、獨立自主、敢闖新路、民主團結。

偉大轉折開啟新征程

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老城子尹路黔軍師長柏輝章公館二樓會客室召開，參加會議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洛甫）、周恩來、陳云、朱德、秦邦憲（博古）；政治局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凱豐（何克全）、鄧發；擴大參加者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李富春、劉伯承、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出席會議的還有《紅星報》主編鄧小平；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及其翻譯伍修權列席會議，與會者共20人。

會議圍繞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展開。

會上，首先由秦邦憲（博古）代表中央作《關于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即主報告。他在報告中把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歸咎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力量強大，白區革命運動薄弱，各根據地之間配合不好等客觀原因。而對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缺乏認識，并為之辯護。

接著，周恩來作副報告即軍事報告。周恩來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的錯誤，并主動承擔了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

兩個報告之后，張聞天根據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商量的提綱在會上作批評“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亦稱“反報告”。張聞天在報告中列舉事實，說明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以及退出蘇區后遭到嚴重損失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李德、博古在軍事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違背紅軍過去在長期作戰中所形成的基本原則所造成的。

張聞天報告之后，毛澤東進行長篇發言。毛澤東認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軍事指揮上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造成的。指出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紅軍應采取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中消滅敵人。在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左傾”領導人以單純防御路線代替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運動戰，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支持單純防御的戰略路線；犯了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御中的保守主義、退卻中的逃跑主義；與紅軍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圍剿”勝利的戰略戰術基本原則完全相違背。毛澤東的意見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贊同。

王稼祥在會上旗幟鮮明地支持張聞天的“反報告”和毛澤東的發言，明確提議由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朱德在會上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他說：“如果繼續這樣錯誤地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

會議開了3天，作出四條決定：（一）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三）常委中再進行分工；（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和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這是陳云寫的《(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手稿，記載了遵義會議作出的四條決定。

遵義會議后，1935年2月5日，中央紅軍轉戰到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地方，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在中央負總的責任（習慣上也稱之為總書記）；決定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1935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的茍壩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亦稱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以周恩來為團長，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毛澤東又回到黨和紅軍的領導崗位。至此，遵義會議后的組織調整工作大體完成。

遵義會議在中央大多數領導人覺悟的基礎上，集中全力解決了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結束“左”的錯誤路線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恢復了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在極其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標志著黨開始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和黨內的重大問題，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